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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政府应将就业危机提升到就业战略  

2009-02-13 17:37:00|  分类: 公共危机博文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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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政府应将就业危机提升到就业战略

作为危机管理专家,长期以来,我不仅一直在关注企业微观层面的危机,而且更关注社会宏观层面的危机。

2009年笼罩在金融危机阴影下的中国经济仍然面临着重重挑战。达沃斯经济论坛在最近发布的《2009年全球风险》中称,中国经济硬着陆,被列为2009年全球将面临的三十六项风险之一。作为既与民生息息相关,又是考察经济萧条指数的就业率,将是考验中国政府执政能力的重要标准。遭遇经济寒流,中国的就业问题不容乐观。

很多中小企业甚至大型企业尤其是劳动密集型企业,由于不堪金融危机冲击,濒临破产或停产,越来越多的人踏上失业或无业“迷途”:200922日,中国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锡文称,目前因失业返乡的农民工达两千万人,占一亿三千万农民工的15.3%;浩浩荡荡的大学生待业大军,将是中国就业的另一大难题。国新办发布会称,2009年大学生毕业人数达到610万,大部分企业都在节衣缩食过冬,越来越多的岗位不断流失,谁能为大学生寻找就业栖息之地?

无论是农民工失业,还是大学生待业,都将会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会加重社会保障负担,不利于社会财富的积累;无业的窘迫有可能增加失业或待业者反社会倾向,形成仇视、抑郁等亚健康或不健康心理,成为危险的边缘化群体,激化社会矛盾,影响社会稳定……

近来,我特别关注就业问题,相继写了《中国当前最大的危机是什么?》、《警惕农民工失业返乡引发的次生危机》以及《企业家是最可爱的人》等博文,呼吁社会要更多地关注就业问题。所以,我才倡导我们全社会要尊重企业家,把我们的企业家当作最可爱的人,因为企业家既可以在中国经济抵御金融危机中发挥中流砥柱作用,又可以成为“救赎”农民工、大学生就业危机的主力军。

最近,国务院就做好当前经济形势下就业工作下发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门规范企业裁员行为,企业需要裁减人员20人以上,或者裁减不足20人但占企业职工总数10%以上,需提前30日向工会或者全体职工说明情况,听取工会或者职工意见后,向当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报告裁减人员方案。

然而,按照现在的情况来看,仅有关注就业问题或者下发通知“规范裁员行为”的文件是远远不够的,这些措施还只是停留在治标不治本上。如今,我们必须承认中国的就业形势已经相当严峻,就业危机将是中国政府长期存在的社会问题,必须把它上升到战略的高度来考虑。

试想如果上世纪80年代初我国政府不把计划生育政策提升到战略高度,把其作为基本国策,生育无度、人口膨胀所带来的社会问题将是无法想象的。同样,在就业压力日趋严重的今天,仅仅靠工会、人力资源与劳动社会保障等几个部门,根本难以撬动就业的杠杆。我们拔高就业问题,不但需要专家、官方、媒体等多方力量的呼吁,更需要政府将其重要性与紧迫性提上日程,用“战略”说话。

我认为,中央政府若将就业危机提升到战略高度,当前至少应先着眼于以下三点:

一、清除一切不利就业的法律条款,尽可能地扩大就业

非常时期,需要非常措施。就业问题刻不容缓,任何不利就业的法律条款都应该在非常时期进行特殊调整。这有可能会损害某些群体甚至劳动者的局部利益,但如果劳动者连饭碗都没有,又何谈就业权益的保障。

前些日子,中欧商学院名誉院长刘吉在“2008年度观察家年会”上公开表示:《劳动合同法》实在是脱离了中国实际,造成一些企业关闭了,造成一些企业的民工失业。刘吉举例说:他一位朋友的儿子在美国工作。因为金融危机,他把积累的几十万美金带到上海来创业。两个月后他说不创业了,我问为什么不再创业?他说现在创业根据新《劳动合同法》,你要定下来他干什么工作是多少工资。我现在自己还没有办法赚钱呢,先要把他的工资定下来了,然后又不能随便变换他的岗位和降他的工资,辞退他都很困难,那么我这几十万很快不就用完了吗?所以,我不敢再在国内创业了。那么,现在连海归都不敢在国内创业,我们本土大学生又有多少人敢去创业?

北大张维迎观点则更激进,他干脆提出:《劳动合同法》损害了工人阶级的利益,使工人找工作更为困难,应停止执行。我不完全赞同张维迎的观点,但我认为清除或调整不利于就业的新《劳动合同法》中某些条款和规定则是当务之急。

比如新《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一条规定:用人单位应当严格执行劳动定额标准,不得强迫或者变相强迫劳动者加班。用人单位安排加班的,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向劳动者支付加班费。虽然,经济危机带来通货紧缩,出口减少,海外消费者更加理性。但是对于日用消费品,消费份额并不会因为危机到来而大幅度减少。所以,为满足事实存在的海外市场需求,接到海外订单,加班生产是难免的,甚至在一定时间内加班有可能成为常态。可是,较高的加班费已成为企业的巨大成本,企业的利润被摊薄。本来还有利可图,但结果有些企业即使开工也赚不到钱,他们宁愿停工,劳动者也由此失去了就业机会。

现在看来,新《劳动合同法》实施一年来,诸如以上不利于扩大就业的条款还有很多,应尽快进行清理调整甚至删除,为扩大就业铺平道路。如果现在还固守成规,以所谓的“保障劳动者权益”为由,坚持执行不利于就业的法律条文,就有缘木求鱼之嫌了。

二、尽快制定和颁布《创业促进法》,鼓励创业带动就业。

解决就业问题还需要更多的法律支持,如果能尽快颁布《创业促进法》,为更多的人创业扫清障碍,也不失为解决就业的一场破冰之旅。创业带动就业,让更多的人都来创业,那么就业人数一定会水涨船高。我的一位企业家朋友曾经说过,即便是一个雇佣了一个店员的小卖店店主也应该值得尊敬,因为其至少解决了自己和一个员工的就业。可是,现在中国有专门鼓励、维护和捍卫这群人利益的政策法规没有?所以,《创业促进法》的出台不仅可以保障劳资双方的利益,也能够鼓励创业者施展拳脚,催生出更多的就业机会。

三、只有把就业率纳入政府官员的考核体系,才能真正重视就业

面对我国长期存在的就业危机,我建议中央政府今后对各级政府官员的考核,不应再以GDP为主,而应以就业率作为评价官员业绩以及官员升迁的第一指标。

如果单纯以GDP作为政策导向,不可避免会畸形化以GDP为中心的社会、经济利益关系。地方政府“保八”的“誓师大会”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有些地方政府为了单方面追求GDP,很有可能偏重能源、重化工业、基础设施建设,而轻轻工业和服务业的发展,可轻工业和服务业恰恰是提供就业岗位最多的产业,众所周知,后者比前者GDP贡献率要低得多。所以,只有当就业率成为评价官员业绩以及官员升迁的第一指标时,官员们才会真正把保障充分就业作为自己工作的重中之重来抓。

其实,就业率的提高与经济发展本来就是正相关关系,就业率提高了,自然经济增长率也会同步提高,这样才有利于我们社会的全面、和谐发展。

短期而言,我还想建议政府可以考虑发放就业券或者培训券。就业券主要发放给两年以上未能就业的大学生,政府以财政补贴的方式鼓励用人单位尽可能多地接收大学生就业。培训券则主要提供给就业困难的农民工,政府以财政补贴的方式让他们拿培训券进入培训机构甚至进入高校进行培训学习——一方面,提高失业人员的求职软件能力;另一方面也能带动相关培训机构的发展以及大学闲置教学资源的利用。

一场华尔街金融风暴冲击着世界经济,也波及到中国经济。于是,当我们这个国家多年来引以为傲的10%以上的GDP增长速度难以为继时,就意味着劳动力市场在恶化。面对越来越多失去工作或者根本就找不到工作的人们,刺激消费的呼喊已显得苍白无力。危机管理同样讲抓主要矛盾。此时,中国最大的危机就是就业危机,而最大的就业问题是供小于求,其问题的严峻性已经迫在眉睫。只有把就业危机上升到战略高度,找到就业危机的症结,对症下猛药,才能真正解决就业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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